明神宗万历六年（1578年4月），首辅张居正离京，回湖北江陵老家。这一次奉旨还乡，是为他一年前逝世的父亲治丧；谁都有死老子的可能，但死了老子，竟劳动皇帝操心，是绝无可能的。冲这一条，张大人此行，可谓极其风光体面，极其耀武扬威。据黄仁宇《万历十五年》记载，这支回乡队伍除了肃静回避的仪仗队，“随从的侍卫中，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，乃是总兵戚继光所委派，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。”动用新式武器护卫，好比警车开道，威风得不知多少倍。我估计，路上不会出现堵车塞车，不会出现车匪路霸，一路绿灯，是可以肯定的。
最叹为观止者，是他此行的座驾，称得上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公车。黄仁宇对这台特制的巨无霸，有过一段不失幽默的描写：“张居正这一次的旅行，排场之浩大，气势之烜赫，当然都在锦衣卫人员的耳目之中，但锦衣卫的主管者是冯保，他必然会合乎分寸地呈报于御前。直到后来，人们才知道元辅的坐轿要三十二个轿伕扛抬。内分卧室及客室，还有小僮两名在内伺候。”明人沈德符在其《万历野获编》中也不得不感叹这台巨无霸之壮观：“又造步辇如斋阁，可以贮童奴，设屏榻者。”坐在这台明朝的“劳斯莱斯”或“宾利”级别的高级座驾里，身份有了，气派有了，权威有了，牛气冲天自是更不必说的了。
明、清以来，官员的交通工具为轿，二人抬者曰“肩舆”，四人抬者曰“软轿”，通常所谓的“八抬大轿”，乘坐者的级别，应该相当于当下乘坐三点零以上奥迪A6的官员。尤其明朝，对公车使用有极其明确的限制，在《明史·舆服志一》里，我们看到：“弘治七年令，文武官例应乘轿者，以四人舁之……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，奏闻。”依此制度，张居正的车肯定超标。不过，作为内阁首辅兼皇帝老师，他有资格不在乎，加之奉旨回乡料理父丧，他有本钱搞特权。更何况锦衣卫主管冯保，跟他非常之铁，自然隐恶扬善。所以，由京城出发，在真定（今河北正定）换乘这台由知府特为他供奉的既舒适又宽敞的巨无霸，一路往南，经一千多里的行程，到达湖北江陵。全城人都拥到关厢，欢迎衣锦荣归的首辅，无不希图一睹丰彩。然而坐在轿中的张居正，影影绰绰，老百姓是看不到真容的。不过这台座驾，着实让家乡人开了眼。
在中国，座驾从来是官员身份的标志，过去，轿越大者官衔越高。从老北京胡同的宽和窄，也可判断住户富贵和贫穷，权势和卑贱的程度。凡有王府、官邸，俗谓大宅门者，胡同不得狭于一丈（约两米），就是为了方便前四后四的八抬大轿进出。京城民谚云：“东城富，西城贵，南城贫，北城穷”，因此，东、西城胡同多半宽敞，南、北城胡同大都狭窄，都是因轿的出入而形成的。
张首辅的前八后八，左八右八的三十二抬巨无霸，由真定起驾也是有其道理的：第一，在北京城里，怕有的路段未必转悠得开；第二，京城人多嘴杂，张居正不想招摇过市。但是，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，举国贪渎成风；官吏无能，唯知横征暴敛。因此首辅此行所经河北、河南两省驿道，全程是否都能保持四米宽度，是大有疑问的。后来，有一位名叫杨四知的御史，在参劾张居正的奏折里说他“归丧沿途，五步凿一井，十步盖一庐”，自然是落井下石的夸大之词，但地方官员为了这台巨无霸顺利通行，增派民伕，拓展路面，动用工匠，加宽桥梁，以讨好元辅，自然也是少不了的。
据黄仁宇文：张居正“从阳历四月中旬离京，七月中旬返京，时间长达三个月。即使在离京期间，他仍然处理重要政务。因为凡属重要文件，皇帝还要特派飞骑传送到离京一千里的江陵张宅请张先生区处”。我想，张居正乘用这样的座驾，也有其公务在身，随时需要替年轻主子料理国事的正当理由。唯其如此，“行经各地，不仅地方官一律郊迎，而且当地的藩王，也打破传统出府迎送，和元辅张先生行宾主之礼”。《玉台丛语》甚至说：“居正奉旨归丧，所经由藩、臬、守、巡，迓而跪者十之五六。”张居正是强人，强人的缺点是得意时常常想不到不得意时，坦然接受沿途官员跪迎跪送，以为坐在这台巨无霸里，为皇帝办事就等于是皇帝了。清人纪昀在《四库全书总目题要》中说他“振作有为之功，与威福自擅之罪，俱不能相掩”，应该是比较正确的评价。
强人再强，不可能永远如日中天，公车再棒，总会有坐不动的时候，从江陵料理父丧回京的第五年，公元1582年，张居正病逝，享年57岁。在皇帝的授意下，一场反攻倒算，差一点点就要将他从坟墓里挖出来焚尸扬灰。那台巨无霸公车，自是张居正许多罪状中的一条。
要知道，皇帝未必不小人，而且说不定非常之小人。在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九里，有一则《貂帽腰舆》的记载，我们看到因座驾之张狂越级而倒霉的，不光张居正一人。“嘉靖中叶，西苑撰元诸老，奉旨得内府乘马，已为殊恩。独翟石门、夏桂洲二公，自制腰舆，舁以出入。上大不怿，其后翟至削籍，夏乃极刑，则此事亦掇祸之一端也。”
读到这里，我想那些坐公车的官员，会不会为此而慎之戒之呢！（